本院概况  
省院简介
省院领导介绍
机构职能
工作报告
检察文件
检察风采  
· 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周会明同志先进事迹
· “他天生属于干检察工作的人”——追记册亨检察院公诉局原局长何乙海
· 省检察院工会工作获省直工会3项表彰
网上展览  
贵州省检察志之六
·贵州省检察志之五
·贵州省志检察志之四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检察视频  
贵州检察机关司改亮点
·微电影《交锋》
·微电影《追随》
·微电影《郑义的使命》
当前位置:首页>>网上展览
贵州省检察志之五
时间:2012-10-26  作者:贵州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闻来源:贵州省志  【字号: | |

  

第三篇    刑事检察

  刑事检察任务是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提请批捕人犯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免予起诉或者不起诉;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决定起诉的案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和裁定,按照上诉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出席第二审法庭或者再审法庭的审判,并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1954年以前,贵州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机构未普遍设立,专职人员较少。刑事检察工作主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有重点的进行;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到1957年,刑事检察工作全面开展;1958年至1961年,法律制度受政治运动的干拢,刑事检察工作被削弱;1962年刑事检察得到加强和发展;1966年至1978年5月,贵州各级检察机关撤销,刑事检察职能先后由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保卫领导小组审判组、贵州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贵州省人民保卫部审判组行使。1978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开始恢复重建,刑事检察业务逐渐全面开展,制度不断完善。

  第一章 侦查监督 

  第一节 审查批捕

  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后,为适应《宪法》所规定的检察职能、任务和全国第二次检察工作会议决议要求,积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检察业务建设。6月24日,省人民检察署派出9名干部会同贵阳市检察署4名干部在贵阳市试点,成立侦查和审判监督两个组,按照《人民检察署组织法(草案)》中规定的检察程序进行系统的试验。参加试验工作的人员,学习了《宪法》、《人民检察署组织法(草案)》和苏联刑事工作经验,明确试点的目的要求,并邀请市公安局、法院、工商管理局、税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统一认识,取得支持。对有关单位已掌握的刑事、经济、税务等案件线索进行排队,选择典型案件开展工作,并明确试,点与处理一般案件结合,从处理一般案件中发现典型案件。通过办案,建立侦查和审判监督两项检察业务制度。 

  1955年,省检察院除在贵阳市继续试行建立检察制度外,又在贵定县检察院开展检察试点。其余各级检察院边筹备边学习开展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选择重点出庭公诉。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规定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7月12日,省检察院下发《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镇反指示和审批逮捕人犯工作的意见》,规定公安机关报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人犯,应将人犯的主要案情,事实及逮捕理由,制成《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经负责人签署后,连同全部档案材料和物证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检察院接到案件后,应从犯罪事实是否确实,各种证据是否充分和真实,以及是否合乎逮捕拘留条例所规定的逮捕条件等认真审查。《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执行关于逮捕人犯的审批权限的规定。逮捕人犯,必须经检察院批准办理合法手续(除法院决定者外)。《意见》根据贵州省检察机关刚初建办案人力不足的情况,为及时打击反革命分子,在当前镇反中,集中搜捕一批或几批人犯时,检察机关应参加由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组成的镇反办公室,共同审查案件材料,提出是否批捕的意见,报党委决定。同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贯彻执行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对已批准逮捕的人犯,应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检查,发现缺点,纠正偏差,改正错误。

 

  1955年7月15日,、省政法党组决定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在党委领导下,成立镇反办公室,下设秘书、研究、逮捕审批、审判、宣传等5个组,省检察院派出王立志负责逮捕审批组。并抽出干部参加省政法工作组,到各专区视察协助工作。在7月全省镇反会议上,检察机关集中批判了自身的“右倾麻痹”思想,审查批捕工作加快进行。 

  到1955年底,全省各级检察院均全面担负起审查批准逮捕工作。据1至11月统计,全省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各种人犯35216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3714名。当年审查批准逮捕作法有三种:一是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时,先将《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连同侦查材料和证据送检察院审查,认为应予逮捕的,提出批准逮捕意见,按党内规定的控制权限,报请党委批示,经党委批准的,由检察院办理法律手续,交公安机关执行;二是在党委领导下,与公安、法院组成镇反办公室,对报批人犯材料先由检察院组成的审批组审查提出意见,经镇反办公室集体讨论,报党委批准,再由检察院办理法律手续,由公安机关统一搜捕;三是少数地方由于检察院力量不足,由镇反办公室统一组织临时力量,检察院派员参加,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手续。省检察院肯定了第一种作法。对第二种,认为适合镇反斗争形势和斗争任务的需要。对第三种作法,认为虽解决了检察机关人力不足的困难,但在互相制约方面不够。因此要求各级检察院在1955年冬结合清理积案,组织力量对已批准逮捕或不逮捕的案件进行复查,保证镇反斗争健康进行。为了更好地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部担负批捕、起诉工作的指示,10月10日至30日,省院召开全省检察员业务会议,学习中央镇反指示,学习《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逮捕拘留条例》以及批捕、起诉工作的政策原则,参加旁听贵阳市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的全过程,研究讨论和明确今后工作任务和具体做法。11月,中央提出《关于补办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法律手续》的指示,省检察院拟出对1955年1月以来,未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人犯,进行补办法律手续的具体贯彻意见,经中共贵州省委批转全省执行。并要求对已捕人犯和未批的案件进行一次排队复查,先从已预审终结尚未判刑的案件入手,再审查预审未结案和已判刑的案件,最后审查不批捕的案件。对应捕未捕的、错批错捕和可捕可不捕的案件,给予正确处理。 

  从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全省检察机关采取清理积案、查处错案、检查监所在押人犯和查阅案卷等方法,对1955年已捕的23714名人犯(有少数是1954年《宪法》公布后捕的),逐个审查其犯罪事实、证据及口供,对确属构成犯罪的,补办《批准逮捕决定书》。全省共补办批捕法律手续12971名。对错捕和可捕可不捕的人犯,办理了《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及时予以纠正。 

  1956年1月6日至18日,省院召开全省检察工作会议,认真总结分析1955年贵州省经过镇反运动和内部肃反,一些反革命分子受到打击,各种刑事案件发案下降的形势,根据中央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少捕少判”的政策,确定检察机关打击重点,以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5月以后,全省检察机关配合有关机关,深入开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宣传,号召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动员人民向犯罪分子斗争,促使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向政府坦白交待。据11月统计,到全省政法机关投案的,共16043名。经过调查,对于罪行轻微或仅有一般历史罪恶,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一般不予追究;对于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能真诚坦白或有立功表现可以免予刑罚的分子,检察机关作出免予起诉294件;对18名罪恶严重,需要依法追究的,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对有坦白自首情节的,建议法院从宽处理;对真诚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各级检察院还协同有关单位进行安置改造工作。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0329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875名,不批准逮捕2864名;退回补充侦查4299名。当年批捕率低的原因,主要是1955年大搜捕中提请批捕的材料核实粗糙;1956年根据“少捕少判”政策,原来一些报捕对象在党的“坦白从宽”政策的感召下已投案自首不宜采取逮捕的措施。7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做好镇反检查工作的通知》,省检察院针对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工作中的问题,下发《关于在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的法律程序、法律手续的几点意见》,规定逮捕人犯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不得违反。全省检察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对1955年以来的镇反案件进行全面检查,对错捕、可捕可不捕及漏捕的均予以纠正。对错捕、错判、无辜受冤的人,原来在什么范围弄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并进行妥善安置。 

  1957年2月,省检察院召开第五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开展侦查、审判、劳改监所三大监督为中心,带动刑事案件侦查和一般监督工作。5月,召开全省侦查监督业务会议,对审查批捕工作,要求及时、合法、正确地追究犯罪;要求全省检察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明确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以保证办案质量。1957年上半年,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和党内开展“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城乡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刑事发案上升。为及时惩罚犯罪,6月22日,省检察院会同省法院、省公安厅下发《关于刑事案件划分范围的联合通知》。8月,全省检察机关配合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展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斗争。9月,全省公、检、法三长会议批判右倾思想之后,各级检察机关在干部中批判右倾麻痹思想,以及办案上的片面从宽和教条主义,检查纠正了1至7月该捕未批的170名人犯。8月10日,省检察院向全省检察机关转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侦查监督工作程序方面的意见(草案)》,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夏季形势的指示》,回击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惩罚各种犯罪。1957年,全省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7582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14171名。 

  1958年1月25日至2月14日,全省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会召开。会议提出在全省工业、农业,其它各项事业“大跃进”的形势下,政法工作也必须来千“大跃进”。会议统一提出在全省开展“七无”运动(有的地区提出32无),即无土匪、无积案、无火灾、无骚乱、无事故、无烟毒、无赌博。会议要求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加强集体领导,亲密配合,继续深入贯彻执行对敌斗争的各项措施,和中央关于“少捕、少杀、宁可多管制”的方针,共同完成该年任务。全省检察机关提出在审查批准逮捕方面保证合法、及时。在“大跃进”形势下,办案是在党委统一部署下,公检法三家抽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参加农村整风整社、钢铁生产、人民公社化等中心工作,“三长”分片包干,“三员”共同办案,“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办案方式采取三家组织工作组到基层,从群众鸣放中发现、整理和对证材料,再经区乡党委研究。批准逮捕人犯有三种:一是由公安机关报批,检察院审查,“三长”决定,党委批准;二是由公安直接报“三长”或党委审批;三是检察人员审查或与公安承办人共同审查,“三长”参加下的党委审批,再分别办理法律手续。逮捕采取就地由检察人员向群众介绍案情,再由群众讨论,最后由公安宣布逮捕。5月,省委决定“七无”运动暂停。同时召开检察、公安两长会,总结运动中的经验和问题,复查已办案件,纠正强迫命令等违法现象,并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对敌情的调查。同月,省委将县委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权限收到地委。下半年,检察机关配合公安机关打击流窜犯,10月配合“破案战役”进行审查批捕工作。“大跃进”以来,审查批准逮捕人犯工作速度加快。 

  1958年,全省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22953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17992名。着重惩办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财产安全的凶杀、强奸、盗窃、贪污等犯罪分子。1958年10月25日,省检察院对1958年办案形式用“简报”肯定了:“采取三家拧成一股绳,力量统一分配,工作统一布置,下去分片包干,案件集体研究,分办法律手续,在党委领导下,三长明确分工,两长下乡深入群众,一长在家掌握全面”的做法。对1958年全省检察工作,省检察院在年终总结中认为:“经过整风反右,横扫三风五气,批判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破除迷信,清除了不必要的、甚至是约束自己手脚的陈规旧律和法律文书。批判了脱离群众,脱离政治的神秘主义和关门办案的作风。在三家关系上,不适当地强调程序,片面监督,文来文往,争争吵吵现象得到彻底克服。在工作上,对外三个部门,对内一家人。在党委领导下,三长分片包干,三员组成工作组深入群众办案,.作到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保卫中心的前提下,创造了适合不同情况的各种形式的办案方法”。 

  1959年2月23日至3月6日,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召开,会上贯彻中央“总的方面在政策上从宽一些,策略上放松一些”和“少杀、少捕、管制也应当比过去少”的方针和“三捕、七不捕”政策。会议决定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掀起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高潮,确定1959年政法工作以保卫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为中心,继续以安全运动为纲(七无运动不提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工作要贯彻“三少”方针,做到“四更四不”。即:把案件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更讲究质量,达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以后各年,全省检察机关都在贯彻执行“全党一盘棋、政法工作一盘棋”的方针,检察工作服从于政法战线任务,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配合公安办案。 

  1959年初,在整社算账中,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及时惩办现行破坏的“五类分子”及其它违法分子。6、7月间,许多地方旱象严重,粮食减产,生活困难,发生浮肿病,一些地方开仓取粮,聚众闹事,造谣破坏,凶杀暗害等案件时有发生。各级检察院经过批判右倾,派出干部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侦破组,“三员”办案,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1959年,全省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9790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6196名。其中,8月以后批准逮捕的人犯占总数的78%。 

  1960年,全省检察机关根据中央“把阶级斗争搞得更紧些”,和“三少”方针,贯彻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办案方法,配合法院、公安组织“三员”巡回法庭。审查批捕工作以“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及凶杀、纵火、投毒、抢劫等现行刑事犯罪。2月,省委发出整顿巩固公共食堂的指示后,全省各级检察院抽出214名干部,在党委统一部署下,配合有关部门,到问题多的地区,分片包干,参加整顿食堂检查团、检查组、保卫组工作,打击各种犯罪分子,其中批准逮捕142名。同时清理食堂管理组织,建立保卫组,订立各种公约和制度。4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发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和贵阳市乌当区检察院保卫农村公共食堂的两个报告。7月以后,为保卫农村开展“三反”运动和11月贯彻中央12条指示,纠正错误克服困难,对现行破坏分子批准,逮捕3393名。当年,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公检法三机关坚持“三员”就地查证、逮捕、公诉。“三员”就地办案,还把“打、挤、改、防”结合起来。当年,挖出残敌1832名,重大线索3101起。平坝县院审查平义党起义军反革命集团案时挖出国民党副军长(王学文)1名。仁怀县院对冯世兴案的审查,挖出冯有一条血债,依法起诉被判处死刑。绥阳县龚海云杀人案,龚长期不供认,干部通过与群众“三同”就地生产,在群众协助下,追出被害人尸骨,使龚受到法律的惩处。为保证办案质量,防止差错,全省各级检察院建立了案件复查制度。据全省统计,对批捕的7027名人犯复查,错捕77名,占1.1%,不批捕的2487名中,漏捕48名,占2.2%。

 

  1961年,继续贯彻中央“三少”精神和“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点打击与一般教育相结合”的斗争策略,重点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保卫党的农村工作12条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的贯彻。第一季度,一些现行犯罪分子,利用国家暂时困难和党在农村开展整风,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纠正基层干部作风不正时,煽动群众抢粮、盗粮、宰杀耕畜,破坏春耕生产,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批准逮捕现行破坏罪犯3909名。此后围绕保卫夏收和三秋生产打击犯罪。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要求继续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执行“三少”政策。强调及时有力打击情节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杀人、纵火、抢劫、诈骗、投机倒把集团和惯偷惯窃犯罪分子,以维护城市治安。10月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贯彻“治安管理必须从严的方针”,共批准逮捕上述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1075名。这一年,严格按照“三捕七不捕”的政策,在保证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人犯17154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8329名。 

  1962年1月,全省检察机关根据省政法会议确定的打击重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掌握政策,在审查批捕时,抓住犯罪事实,分析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结合人犯的阶级出身,一贯表现,犯罪造成的后果等进行全面分析,决定是否批准逮捕。2月9日,省检察院下发《关于党内审批权限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强调在正常情况下,全省检察机关必须严格遵照省委1958年6月24日《关于内部批准权限的规定》执行。4月,省院先后召开全省检察业务座谈会,强调执行办案程序和办案制度,以保证办案质量。规定办案必须坚持“个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长审查,党委批准”的制度。今后批捕案件必须由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检察院审查。在审查材料中发现疑点或事实不清的,应亲自提讯被告或到当地查证,核对事实,甄别证据。要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既有配合,也有制约。要改变“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一杆子到底”、照抄照转的做法。检察机关应做党委的助手,对所报材料要认真审查,绝对负责田对个别领导人决定批捕的案件,在审查材料中发现问题,或根据党的政策可捕可不捕的,应主动向党委汇报,请示党委决定。 

  1963年,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对在运动中揭出的案件,执行中央“少捕、晚捕”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3月9日,为及时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省检察院会同省法院、省公安厅下发<关于及时办理重大现行犯罪案件的联合通知)。当年,全省检察机关抽出干部341人(次)参加社教蹲点。除完成党委交给的任务外,结合检察业务开展调查,发动群众,制服敌人。全省79个公社“四清”试点中,共揭出有严重现行破坏的611名地、富、反、坏分子,经过说理斗争,只对18名罪恶严重、群众愤恨、依法非捕不可的批准逮捕。在办案中,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与有关部门分歧的案件,便携卷下乡深入群众,就地核实。调查时,注意收集材料的全面性,避免主观片面,偏听偏信,或带框框;同时注意发现新的材料、新的线索、新的问题。1963年全省检察机关有3508件批捕案深入实地调查。在查清事实基础上,征求当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决定批准逮捕1239名;不批准逮捕481名;发现新的犯罪线索376起,挖出同案犯和其它犯罪分子118名;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报捕和起诉中的冤错案89名、漏报捕和漏起诉36名。龙里县检察院受理报捕的罗治豪等10余人抢劫集团案,惠水县检察院受理报捕的王疏五、陈家福两起抢劫集团案,经县院和黔南州院、贵阳市检察院审查,发现人犯口供有矛盾,证据不足,多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对案件认定分歧。省检察院派出干部,会同黔南州和龙里、惠水等县公安、检察机关共同组成工作组到发案地,重新查阅案件材料,审讯被告,询问有关干部和群众,鉴别罪证。经过深入调查,查明以地主分子雷时昌为首的抢劫集团,先后作案7起。上述“3个抢劫集团案”所列犯罪事实,均系雷时昌集团所为。防止了3起假案,使30多名无辜群众免遭牵连,保护了人民,打击了犯罪,也使办错案的干警从错案中吸取教训受到教育。 

  1964年,全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依靠群众查清案情,征求群众处理意见的共1828名人犯。1964年8月,省检察院检察长曾宪辉接到三穗县群众来信,检举该县大团结公社巴冶管理区总支书记赵国民、支书万满祥等人搞刑讯逼供,制造冤案,即带工作组到当地农村,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访问被害人,讯问知情人,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查清劳动模范万六教因对赵国民等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提意见,被赵、万等整死的真象。同时查明赵国民、万满祥、赵岩生等人,从1959年至1962年吊打群众170多人,使多人致死致残;强奸妇女、霸占民妻多人;非法抄家、罚款等使30户农民倾家荡产,以及贪污国家粮食2万多斤,公款2万多元。赵、万等人的犯罪事实查明后,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使这伙群众称为“虎”、“狼”、“阎SE'’的犯罪分子受到国法的惩处。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说:“这是第二次解放!”1965年全省检察机关贯彻10省、市检察长会议精神后,依靠群众办案工作又推进一步,全省有80%的批准逮捕和70%的不捕不诉案经过群众查实处理。据33个县(区)的统计,在依靠群众查证的案件中,补充或否定部分事实的占20.5%,改变原定性的占8.2%,防止冤案19件,错案102件,漏捕漏诉18件。检察机关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起来参与对坏人专政,有力保证办案质量,推动了社会秩序的好转。 

  从1962年至1965年全省批准逮捕的人犯数,是检察院成立以来最低时期。1962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人犯4940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301名。1963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6971名,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979名。1964年批准逮捕人犯2401名,1965年批准逮捕人犯1986名。4年平均逮捕人犯为全省人口的万分之1.41人,1965年为万分之1.17人。(按全省1700万人口计)贵州各级检察机关为在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上准确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提高办案质量,根据党委指示,经常安排力量对已办案件进行复查。1958年“大跃进”中,每个“战役”结束后,都采取“回头看”的办法,复查已批捕案件,及时纠正错误。1958年5月至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复查6088件批捕案,发现错捕67件,可捕可不捕的86件,案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69件,应捕而未批捕的26件,共占复查数的4%。1961年冬,;根据贵州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会同公安、法院,对1958年至1961年所办的案件进行重点复查,半年时间,共复查29046名,发现有各种问题的3122名,占复查数的10.7%。产生这些冤错案件的原因,是对人民群众因生活困难而在治安上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缺乏本质了解,错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造成一些冤错案件。对于冤案及时平反,除道歉外,酌情予以经济赔偿;对错案则予以纠正。从1962年起.全省检察机关逐步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1963年,普遍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工作的试行规定》,还实行了办案中向上级报送备案材料,复议、案件复查和提审被告等制度,对防错防漏,提高办案质量起积极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工作中断。1978年,贵州省各级人民检察院重建。在筹建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维护宪法、法律和法令的正确实施。8月,省检察院审查省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杨世才等2人。9月1日决定对杨世才批准逮捕。10月26日,省检察院召开分、州、市院检察长座谈会,下发会议文件。要求全体检察干警深刻认识重建检察机关的重要性。结合检察机关初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尚未公布,干部力量不足等情况,把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工作担负起来,配合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办理案件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稳、准、狠以准为重点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一年,少数检察院按照会议精神,根据“文化大革命”前开展检察工作的经验,结合当时的情况,边筹建、边开展审查批捕工作。1979年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布施行。条例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人犯的时候,由人民检察院批准。2月28日至3月12日,省院召开第十一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下发《关于贯彻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提出把打击现行破坏活动,作为检察机关经常工作认真抓好。3月27日,省院转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执行逮捕拘留条例的通知》,规定凡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一般案犯,经县和县以上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在通知同级公安机关执行的同时,报分、州、市院备案审查,分、州、市院发现错误,即行纠正。属于10个方面的案件,需要逮捕的人犯,暂按原审批权限规定执行。将执行的情况和问题报告党委和省人民检察院。5月3日,省院下发《关于对各地贯彻执行〈逮捕拘留条例〉请示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10个方面的案件是: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归国华侨等。属于10个方面的案件的审批权限,暂按中共贵州省委(1978)31号文件规定执行,必须向党委请示,按党委的指示进行工作。5月15日,省院印发中共中央中发(1979)45号文件、转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认真执行〈逮捕拘留条例〉简化案件批准手续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规定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捕的一般案犯,可直接移送县或县以上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不再报党委讨论批准。对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有分歧的重大、疑难案件,在请示同级党委的同时报送上级检察机关讨论决定。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的犯罪案件,一般不要采取拘留措施,犯罪分子需要逮捕的,按干部管理范围的规定,先征求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后,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公布(以下简称《刑法》、《刑诉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1979年10月8日至11月2日,省院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对全省分、州、市、县(区)检察院的刑检科长、检察员、县(区)院主管刑检工作的检察长,共220人,进行培训。主要学习《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诉法》;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办案经验教训,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为1980年1月1日起执行“两法”创造条件。11月1日,省院一处下发《关于做好刑事检察工作的意见》,对审查批捕工作的受理范围、审查的内容、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时间、审批权限、备案审查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全省检察机关按照新公布施行的法律、法规、条例和高检院、省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一是坚持组织全体干警学习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文件精神、《逮捕拘留条例》、《刑法》、《刑诉法》,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依法办事,搞好审查批捕工作。二是明确打击重点。三是坚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严格掌握批捕人犯的三个条件等规定。四是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区别情节轻重,查清犯罪原因,做到捕人证据确凿充分,严禁逼供信,保证批捕质量。五是坚持依靠群众实行专政,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可捕可不捕的坚持不捕。 

  1979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4922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013人,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513人。公安机关认为提请批准逮捕不当,主动撤回的33人,对不构成犯罪的492人,决定不批准逮捕的,交由公安机关处理。1980年1月1日,我国《刑法》、《刑诉法》正式实施。省院根据1979年11月全国城市治安会议《关于从重从快惩办现行刑事犯罪分子的决定》和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发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整顿城市社会治安的通知》精神,布置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在党委领导下,运用法律武器,依靠广大群众,密切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配合,以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重点打击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犯罪分子(称五类犯罪)。4月,省院下发《关于前段整顿社会治安的情况和今后的意见》,布置各地分析治安情况,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层层发动,积极投入整顿社会治安的斗争。8月15日至26日,省院召开全省刑事检察工作会议,贯彻6月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在当前刑事案件发案率高.重大案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各级检察机关必须把整顿社会治安作为首要任务,坚决打击现行破坏活动。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放火犯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特别要打击团伙头子、教唆犯和惯犯。对“五类”重大现行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惩治。要注意防止工作粗糙,方法简单,不加区别,一律从重的现象。要坚持党的政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十年动乱中伤害人命的案件,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正确处理这个极为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严格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的规定,决不能扩大打击面,以致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对于不逮捕的违法犯罪青少年,要分别不同情况,建议公安机关送去劳动教养或者与有关部门一起落实帮教措施,下决心把他们改造好。全省刑检干部认真学习落实中央、省委和高检院的有关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审查批捕工作,严格按照《刑法》、《刑诉法》、《逮捕拘留条例》的规定和1980年7月21日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以下简称《刑检细则》的要求,坚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办案程序,遵守法定时限,对重大案件配合公安机关勘验现场.掌握情况,及时打击现行犯罪活动。 

 

  198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8876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5680人,其中属于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五类”犯罪分子共4744人,不批准逮捕811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676人,公安机关撤回56人。1980年11月,省院为培养锻炼新调进干部,提高其办案能力,派出30名干部下到贵阳市云岩区院、南明区院,以老带新,办理刑事案件200多件,批捕人犯250名。1981年,全省刑事检察工作按照中发(1981)21号文件和省院2月11日下发的《贵州省人民检察院1981年工作安排意见》,继续把整顿社会治安作为当前首要任务,认真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现行刑事犯罪分子。根据省委的安排,以贵阳市为重点,采取城乡兼顾,打防结合的方法,重点打击对人民群众威胁大,危害严重的各种刑事犯罪团伙的首犯、主犯、惯犯和教唆犯,以及杀人、抢劫、爆炸、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3月,省院为锻炼干部,加强力量,决定派第二批35名下部轮换前批干部,继续在南明区院、云岩区院参加整顿城市社会治安。6月24日晚,贵阳市、区检察院配合公安机关进行第一次打击现行刑事犯罪分子的统一行动。遵义、安顺、黔东南、六盘水、毕节、兴义等地的检察机关,也进行了动员、布置,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开展统一行动,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6、7、8月取得明显效果。一是破获一大批刑事案件。3个月全省共破获刑事案件2063起;二是摧毁一批犯罪团伙。据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黔东南、黔南等6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3个月挖出刑事犯罪团伙832个,成员2055人;三是依法批捕一批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3个月,批准逮捕3559人,占1—8月批捕总数的57.7%。8月,省院针对贵阳市、区检察院受案多、工作任务重的情况,又派出40名干部协助贵阳市院、云岩区院、南明区院办案,保证案件及时审结。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执行《逮捕拘留条例》、(刑法)、《刑诉法》,纠正打击不力现象,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配合,实行党内联合办公各司其职的制度。 

  1981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各类人犯14096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9607人,其中逮捕“六类”重大现行犯罪分子6141人,对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人犯和不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决定不批准逮捕1048人。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976人,公安机关撤回72人。贵阳市、区检察院突出打击重点,集中精力审结重大团伙案件,全年共批准逮捕团伙人犯672人。经过打击,提高了人民群众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积极性。当年,检察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材料75'87件。扭送到政法公安部门归案的现行犯罪分子586人。下半年,刑事案件发案率逐月下降,平均每月下降20%。 

  1982年3月,省院召开全省检察长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对全省社会治安状况进行全面分析。针对社会治安虽有好转,但不巩固,还没有根本好转,重大案件发案回升,农村发案高于城市,林彪、“四人帮”残余翻案造谣,一些人假借改革开放之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情况,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布置全省刑事检察工作,仍以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继续整顿好以贵阳市为重点的城市社会治安。同时整顿好以城镇、交通沿线为重点的农村社会治安。10月13日至23日,全省检察长会议研究布署了继续整顿社会治安的问题,讨论修改了关《于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意见》和《关于从严掌握捕人条件,严格捕人手续的几点意见》,下发全省检察机关执行。省院一处针对办案中存在的问题,选编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中,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不当提起抗诉的案件和“反攻倒算”案件等13今案例,印发全省检察干部讨论参考。全省检察机关按照会议精神和工作布置,在工作中做到:1、继续学习有关整顿社会治安的指示,统一认识,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切实保证人民民主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2、突出打击重点,对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严惩不贷。对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从严从快办理。3、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对重大现行案件坚持提前介入,了解案情把工作做在审查批捕之前。4、正确执行政策法律,注意斗争策略,把打击、分化瓦解和教育挽救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对轻微违法的人,依靠社会力量进行帮助教育、感化、挽救,扩大教育面。5、严格执行逮捕人犯的条件,坚持办案程序,注意防错防漏,结合办案,积极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期分析一个时期犯罪规律、特点,提出防范措施,报告党委,当好参谋。6、总结推广审查批捕工作的经验,提高工作质量。 

  1982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0040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6965人,其中批捕“六类”人犯3203人;批捕走私、投机倒把、诈骗罪犯509人。决定不批准逮捕1048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873人,公安机关撤回56人。省院决定批准逮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贵州的案犯孙昌德、徐英年、田子明。 

  1983年,全省刑事检察工作,继续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5月8日,省院召开全省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全面贯彻全国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精神。会后下发了《关于贯彻全国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的意见》。8月中旬,省委;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贯彻全国政法会议精神,布置“严打”斗争。9月2日,第六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决定,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检察长亲自挂帅,共组织2100多名干警(占全省检察干警的75%),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集中财力,积极参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统一行动。省院集中52名干部组成5个工作组,由2名副检察长和处室领导带队,分赴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安顺、黔东南、黔南等6个分、州、市院,督促指导严打工作。各分、州、市院共抽调250多名干警,组成58个工作组,深入基层检察院,指导协助办案。各级检察院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对浮在面上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集中打击,搜捕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并对公安机关呈报批捕的人犯及时加强力量从快审查。截止10月10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犯罪分子10599人。通过打击,社会治安有了初步好转,刑事发案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增加了安全感。遵义地区各级检察院在“严打”中做到四个统一,即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斗争自觉性;统一调配力量,全力以赴参加;统一配合作战,从速办案不误时;统一行动步调,目标一致对敌,取得了较好的打击效果。第一战役、第一仗集中打击之后,全省检察机关继续配合公安机关集中行动,不放松“严打”斗争,加紧审查批捕工作。8月至12月,批准逮捕人犯19684人。 

  1983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28616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3159人;不批准逮捕2268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988人;公安机关撤回144人。批捕“七类”人犯18046人,其中严重刑事犯罪分子7837人。通过集中打击,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主要表现在:①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全省刑事发案大幅度下降。②犯罪分子有所震慑,开始分化瓦解。8至12月全省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的达2031人。③人民群众增加了安全感,提高了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积极性。8至12月,向政法机关检举揭发各种犯罪线索20685起,扭送犯罪分子1078人归案。1984年,全省检察机关根据中共中央(1984)1号、5号文件指示,继续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保证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贯彻执行。5月24日,省院召开分、州、市院检察长座谈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84年)5号文件、中央政法委员会(1984)3号、4号文件,及省委领导关于我省社会治安问题的批示。针对当时社会治安情况,研究布置进一步采取过硬措施,坚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在打完第一战役第二、三仗之后,8至10月,积极开展“严打”第二战役。按照中央政法委员会(1984)7号文件精神,并对我省历年来批准逮捕逃跑在外的犯罪分子有1600多人未被抓获的实际情况,决定把追捕流窜犯、在逃犯作为重要任务。1984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7734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14421人。其中,批准逮捕“七类”犯罪分子7475人,决定不批准逮捕2419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373人,公安机关撤回444人。省院和分、州、市院还派干部深入基层,对城乡经济改革中发生的重大案件加强指导。尤其对严重侵犯“两户一体”(农村中从事商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的个体户、专业户、联户体)的67名巧巳罪分子依法批准逮捕。并对1983年以来办理的有关“两户一体”的案件进行逐案复查,对不符合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批捕不当的14件案件,作出纠正,保证了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的正确执行。1985年8月12日,省院召开分、州、市院检察长会议,提出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强调办案要立足于“准”,在准的前提下求快,做到稳、准、狠地打击犯罪,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全省各地检察长加强对审查批捕工作的指导,亲自审阅疑难案件,深入基层,帮助研究案件,指导工作。同时,加强备案审查,发现批捕错误及时纠正。黔东南州检察院通过备案审查纠正县(市)院错捕人犯12人,漏捕5人,定性错误的2人,占备案审查数的2.3%。省、地两级检察院,针对基层案件积压多、困难大的情况,组织干部深入基层指导,参与办案。省院派出432人次到基层协助办案302天。198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2673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9498人,其中批捕“七类”人犯4419人。决定不批准逮捕1301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582人。 

  1986年3月8日,省院召开全省刑事检察工作会议,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部署1986年刑事检察工作任务。提出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什,认真抓好“严打”第三战役,实现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做到坚持一手继续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一手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做到边打击边防范。在绝不放松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严肃查处经济犯罪大要案件的指示精神,把打击走私套汇、投机倒把、重大盗窃、重大诈骗、制造贩卖假药、假酒和有毒食品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和乱砍滥伐、买卖土地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犯罪分子,作为刑检部门一项重要任务来抓。7月7日,省院召开全省刑检工作会议,总结近一年的刑检工作,集中解决如何做到决不放松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问题。省院针对上半年审查批捕案件积压的情况,3次向全省发出通报,督促快审快结。各地采取完善岗位责任制,组织力量集中时间,加班加点突击审查,很快解决了积案多的问题。风冈县检察院6月底积存数占受理数的78.3%,7月份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奋战一个月,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57人全部审结。1986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各类人犯17122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13120人。其中批捕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流氓及其它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5851人。当年盗窃犯罪突出,批捕了6278人。决定不批准逮捕1537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254人,公安机关撤回87人。 

  1987年3月8日至12月,省院召开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具体布置刑检工作,确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在全省开展“压大案、反盗窃、打流氓、抓逃犯”和查禁社会丑恶现象等专项斗争。在开展专项斗争中,继续坚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按照批捕人犯的条件,做到及时批捕,防止在批捕环节上发生梗阻,贻误战机。对重大案件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勘验现场,调查取证,掌握情况,为从快批捕,及时打击犯罪做好准备。1987年,全省各级检察院共出勘现场585次,主动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提出证据难点,建议及时收集证据,对侦破工作起了重要作用。1987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20099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15750人。其中批捕杀人、放火、爆炸、强奸、流氓及其它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5584人。在专项斗争中,及时批捕盗窃人犯7330人。批捕流氓,拐卖妇女儿童,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等人犯共1654人。1986年冬和1987年春,一些地方出现盗伐、滥伐森林的犯罪活动。当地检察院为保护林业生产,及时深入林区调查取证,依法批捕盗伐、滥伐森林的犯罪分子369人。当年决定不批准逮捕1723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344人,公安机关撤回105人。保证了批捕人犯的及时处理。 

  1988年,省院针对刑事案件发案增多,重大特大案件上升,社会治安问题多的情况,安排布置全省检察干部认真学习中共十三大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5月24日至30日,省院召开第十二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贯彻第八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贵州经济发展形势,围绕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总目标,总结10年来全省检察工作基本经验,为更准确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整顿社会秩序服务。 

  1988年,全省检察机关共组织2300余人次,配合公安机关有重点地开展“反盗窃、抓逃犯、压大案”为内容的全省性3次统一行动和专项打击。共审查批准逮捕专项打击的人犯6391人。全省各地在总结集中打击经验基础上,以城市、城镇、铁路、公路交通沿线为重点区域,以团伙犯罪,流窜犯罪和凶杀、抢劫、盗窃、扒窃、流氓滋扰以及拐卖妇女、抢盗卖儿童、破坏通讯电力铁路设施,哄抢铁路交通运输物资,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和严重破坏国家建设的犯罪活?动为重点,因地制宜地组织了规模不等的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当地危害大、影响大的巧巳罪分子,遏制了刑事发案上升的势头。1988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人犯24659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19336人;决定不批准逮捕1743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218人。省院刑事检察处针对办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多,不按法律规定办理的情况,下发<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延长被告人羁押期限的通知),规定各级检察机关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层报审批延羁案件。 

  1988年,全省检察机关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加强内部制约,实行侦、捕、诉分开行使职权的意见,部分分、州、市、县(区)院实行了内部制约制度,开始对本院自侦部门侦查的案件,受理审查批捕。全省有47个检察院加强了内部制约,刑检部门承担了本院自侦经济、法纪等案件的审查批捕工作。当年共审查贪污、贿赂、法纪等自侦案件人犯163人,对构成犯罪符合逮捕条件的决定逮捕123人,决定不逮捕7人。全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218人。 

  1989年,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加强内部制约制度。从1月份起,把本院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一个业务部门一杆子插到底,改为侦查预审,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三道工序分开,实行内部制约,加强法律监督。对公安机关侦查移送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案件也改为由刑事检察两个业务部门承担。全省97个检察院,除8个院因编制人员少,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外,有89个检察院设立了审查批捕机构。全年共受理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批捕的人犯1377人,经审查决定逮捕1151人。其中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804人(贪污罪447人、贿赂罪125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及渎职犯罪347人。11月,省院召开全省刑检工作座谈会,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加强检察、公安机关相互联系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提前介入工作。当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提前介入重大特大刑事案件1329件次,派员参与审讯人犯696次,参与取证684次,提前审阅卷宗615次,做到提前掌握案情,当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时,就及时审查迅速批准逮捕。3月21日,贵阳建材机械厂发生的爆炸杀人案,市检察院在案发后,及时配合公安机关出勘现场,掌握案情和证据,当贵阳市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人犯靳小平时,市检察院仅用3小时就决定批准逮捕,并送达了批准逮捕决定书。5月至7月,集中打击流窜犯罪和盗窃犯罪。8、9两月,集中打击破坏、盗窃邮电通信设施和水利电力设施的犯罪活动。10月至12月,开展对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制造、贩运、销售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丑恶现象进行治理,构成犯罪的坚决打击。 

  1989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人犯30037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4645人。其中批捕盗窃人犯11511人;拐卖人口犯2772人;破坏邮电通信设施和水利电力设施人犯390人;破坏交通动力燃料设施人犯876人;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犯42人;制作、贩卖淫秽物品12人;赌博犯罪14人;毒品犯罪119人;批捕流窜犯罪分子1793人。决定不批准逮捕2071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3032人。1990年5月,全省“严打”统一行动开始以后,各级检察院根据中央政法委员会电话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政法委员会的工作部署,积极参加集中打击统一行动。具体做到:一是迅速清理积存案件,做好“严打”的战前准备。5月5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电话会议的当天,省院刑一处立即向各分、州、市院下发《清理积案的紧急通知》。各分、州、市、县(区)院紧急动员,集中精力,5月6日至24日的10多天时间里,全省就清理积存报捕案件1406件2496人,审查后,依法批准逮捕2472人;二是积极参加专项斗争,有针对性地解决治安突出问题,持续不断地开展“扫六害”、反盗窃,打击“车匪路霸”,盗抢儿童,破坏通讯设施、电力和水利设施的专项斗争。全省共批捕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93人。批捕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5916人;批捕聚众赌博犯罪分子28人;批捕盗窃犯罪分子14623人,其中属于团伙盗窃成员935人;批捕破坏通讯、电力设施、水利设施的犯罪分子1093人。7月10日,省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会同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向全省发布《关于敦促犯罪分子在限期内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犯罪分子和通缉在逃、在押脱逃罪犯,自通告之日起至8月31日止,向公安、司法机关或本单位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和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将对其依法从宽处理。各级检察机关在《通告》发布之后,立即组织干警到街道、场镇向群众宣讲《通告》精神,向在逃犯亲属讲政策,配合监管部门做好在押人犯的思想转化工作,慑于《通告》威力,全省共有400余名人犯到公安、司法机关投案自首。在押犯中有1215人坦白交待余罪,检举揭发犯罪线索3105件,涉及犯罪人员3131人。在这期间,省院、贵阳市院都组织干部连夜值班,接待投案自首、检举揭发人员。省院设立“严打”办公室,专门负责了解指导全省“严打”工作,保证《通告》的执行,发挥了《通告》的威力。 

  199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36904人,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31739人。受理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逮捕1775人,决定逮捕1510人。全省决定不批准逮捕2810人,退回公安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补充侦查4272人。第二节 审查起诉一、起    诉 

  1950年至1954年,检察机关机构不健全,干部缺乏,起诉工作主要是担负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1951年省检察署向省高级法院提起公诉的有贵阳市七里关谭少臣、班学金等抢劫杀人案;土匪郭炳臣、班学彦攻打贵阳市公安分局的反革命案。贵定分署起诉的修文县三区金桥乡对门寨陶树清、孙么妹干涉杨淑媛婚姻自由、行凶杀人案。这时期未建立检察机构的地方,起诉工作由公安机关负责。 

  1954年5月19日至29日,贵州省人民检察署召开第一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关于重点开展检察工作的方针,会议结合贵州省检察队伍力量,确定以贵阳市检察署为重点,通过查处典型案件,进行试建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制度的试点工作。各分署以农村互助合作为工作重点,积累检察工作为保障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为今后全面开展检察工作创造条件。 

  1955年,随着检察机关改署建院,全省检察机关逐步开展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案件的起诉工作。年初又确定贵定分院为试点,进行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制度的建立工作。10月,省院向全省检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有条件的检察院要担负审查起诉工作;要求组织和人员尚不健全的检察院,在一定时期由公安机关代写起诉书,经过检察院审查,然后决定是否起诉。到1955年底,全省有90个检察院(占全省检察院的96.7%)担负了起诉,并选择典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揭发犯罪,教育群众,逐步开展了出庭公诉工作。据统计,1955年,全省各级检察院共审查公安机关预审终结的人犯6161名,检察院自侦案件人犯195名,决定起诉5812名,占审查总数的91.4%。起诉采取以下做法:第一种,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认真审查,决定起诉的,由检察院制作起诉书,移送法院审理;第二种,无力担负审查起诉的检察院,由党委统一抽调干部,按公、检、法三部门业务,组成预审;起诉、审判3个小组,按业务分工进行工作;第三种,由公安机关代写起诉书,连同全案材料送检察院审查,决定起诉的,由检察院盖章送法院;第四种,检察院参加公安机关预审终结会议,由预审人员报告案情,根据犯罪事实、证据和人犯口供,决定起诉后,公安机关代写起诉书,检察院盖章起诉到法院。 

  1956年,全省检察机关按照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要求,改进和加强审查起诉工作,省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拟出《关于受理刑事案件的临时办法(初稿)》,下发全省检察机关试行。要求在审查起诉材料中,实事求是地鉴别证据、口供,发现案卷中的矛盾和疑点,进行实地查证,依法作出决定。1956年,全省各级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9278人,经审查决定起诉7173人。同时,各级检察机关配合公安、法院开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宣传,敦促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坦白交待问题,接受从宽处理。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除少数罪行极为严重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根据其坦白交待和立功表现情况,不予起诉和免予起诉362名,起诉20名案犯(占受案数的5.3%),在向法院起诉时,注明其坦白交待情况提请法院审理时予以从宽处理。1957年,全省开展打击反革命分子和盗窃、强奸、流氓等刑事犯罪的斗争。6月22日,省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法院下发《关于刑事案件划分范围的联合通知》。8月以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夏季形势的指示》,配合全民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全省检察机关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审查起诉制度。采取个人阅卷,集体研究,检察长审查,党委批准决定的程序。具体做法是:收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材料,承办人审阅材料,认为问题不清需要协商的,由检察院承办人与公安承办人研究,认为应起诉或不起诉的,报公、检、法三长会议研究,最后报经党委批准。 

  1957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10580名,经审查决定起诉8981名。1958年1月,全省政法会议召开。为保卫农业“大跃进”,保卫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贯彻实施,会议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七无”安全运动的号召。要求公检法密切合作,工作共同部署,力量统一组织,对已逮捕的人犯,做到快诉、快出庭、快判决、快投入劳改。多组织法庭深入当地,公开审判,就地判决。1958年底,省院在年终工作总结中概括了“坚决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打破清规戒律,转变关门办案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打破神密观点,充分发挥运用三家合作、三员办案、结合辩论检举揭发犯罪,就地逮捕起诉、审判的群众路线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办案方法”。省院还重点检查了金沙县检察院1958年办理的59起现行刑事犯罪案件,概括他们的办案程序是:报批材料首先经政法办公室审查,然后由政法党组(有县委分管政法的同志参加)审批,批准后由群众进行辩论斗争,在斗透斗臭、犯罪材料核实无误后逮捕起诉。1958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案犯27501名。1959年,省检察院在1月召开的三长会、4月召开的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6月高检院在贵阳市召开的西南片会及11月召开的全省社改检察会等会上,一再对右倾思想进行批判,要求检察干部的干劲要一鼓再鼓,检察工作要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这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少捕、少杀、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指示(简称“三少”方针),高检院下发了“三捕七不捕”的具体规定。全省检察机关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三少”方针,认真审查起诉材料,根据人犯的犯罪情节,提出起诉和不起诉的意见。 

  1959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6795名,审查决定起诉6494名,比上年大幅度下降。、1960年4月14日至22日,全省公检法三长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政法会议提出的“把阶级斗争搞得更紧些”的指示,研究检察工作如何持续“大跃进”,提出检察工作要做到“闻、参、围、包”,自觉把检察工作纳入党的中心工作中去。8月,省检察院会同公安、法院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以“保粮、保钢”为中心开展检察工作。196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案犯8200名。 

  1961年,全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时开展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保证生产和运动的正常进行,全省检察机关根据中央“先放后打”及“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点打击与一般教育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打击现行犯罪。10月,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治安管理必须从严”的要求。对凶杀、抢劫、盗窃和投机倒把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及时起诉一批。从10'月到12月起诉的犯罪分子中,属于上述现行犯罪的占72%,1961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案犯7551名。1962年4月20日,省院根据办案情况,向全省下发《关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把打击锋芒对准那些组织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和凶杀、抢劫、纵火、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犯罪分子。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关于解决包产到户问题的意见》下达后,为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4月23日,省院向全省检察院发出《关于维护三级集体所有制和保卫春耕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必须把保卫春耕生产作为当前中心任务,在检察工作中处理有关农村的案件,必须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及省委有关指示作依据,通过检察职能,依法保护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保卫春耕生产。7月7日,省院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检察院认真做好批捕、起诉和出庭工作,根据“边放边打”的方针,及时打击组织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聚众闹事、刺探情报、叛国投敌、造谣煽动、破坏国防工业、盗抢军用物资、进行凶杀、纵火、暗害的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的首要分子。同时认真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护人民。 

  1962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移送审查起诉案犯3259名,审查决定起诉2844名。1963年,全省检察机关贯彻第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城市的“五反”运动中,开展以办案为中心的各项检察业务。省地两级检察院贯彻中央《关于及时办理重大现行犯案件的联合通知》,对72件重大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直接派人到发案地会同有关部门,查实材料,进行批捕、起诉,使案件及时得到处理,保卫“五反”、“四清”运动顺利进行。7月2日,省院发出《关于深入开展“五反”作好当前检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检察院认真贯彻“少捕、晚捕”的指示。在办案中,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与有关部门在起诉、不起诉方面意见分歧的案件,做到携卷下乡,深入群众,就地核实查证。1963年,全省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3685名,审查决定起诉3214名,其中经过深入群众查实犯罪后起诉的1726名。1964年,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四清”运动,坚持中共中央“三少”政策,依靠群众,重点打击现行犯罪,全年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犯2427名,审查决定起诉1958名。1965年,全省检察机关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和高检院《关于当前工作的通知》,正确执行“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政策,吸取了上半年清理和复查案件中扩大打击面的教训,防止混淆罪与非罪,历史与现行的界限,把重点对准现行破坏和重大刑事犯罪。全省审查起诉的2357名案犯中,有80%的案件依靠群众处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中断。1978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重建。10月,省院召开分、州、市院检察长座谈会,部署当前工作。提出在检察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要把审查起诉工作开展起来,通过实践,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准确地打击现行犯罪活动。 

  1979年2月,省检察院召开第十一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贯彻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布置全面开展审查起诉工作,按照1966年前的办案程序和审查案件的方法,积极审查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1至4月,全省各级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犯977人,决定提起公诉565人。经法院审判217人,其中判处徒刑205人,免予刑事处分11人,判决无罪1人,有罪判决率为99.5%。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布(以下简称《刑法》、《刑诉法》),8月17日,省人民检察院向全省各级检察院发出《关于迎接实施新法律,做好批捕、起诉、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审查起诉工作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必须认真、细致做好。在“准”字上下功夫,确保起诉得当。10月8日至11月2日,省检察院召开全省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对审查起诉工作作了明确规定:(一)受理范围。凡是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受理;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需要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也应受理。(二)审查内容。根据(刑诉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查明五点:l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2、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3、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4、有无附带民事诉讼;5、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审查程序和方法。1、审查程序。受案后,刑事检察部门指定专人审理,重大复杂案件组织办案小组审查。审查完毕后,先在刑检部门进行讨论研究,然后提请检察长审查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2、审查方法。首先,审阅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或<免予起诉意见书)及调查报告。第二、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复查复验作案现场,辩认物证。(四)审查时间。必须在一个月内作出审查决定。重大复杂案件,只能延长半个月。当年,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全国城市治安会议精神,围绕搞好社会治安的任务,积极开展审查起诉工作,及时起诉了一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及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1979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2023件2476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1366件1658人,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383人。1980年1月1日,《刑法》和《刑诉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施行。1月,省院向全省检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执行《刑法》、《刑诉法》。在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中,按照全国城市治安会议精神,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和其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犯罪分子,特别是团伙犯罪的头子、教唆犯和惯犯等必须及时打击。7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省院及时印发全省,并要求认真执行。8月15日至26日,省院召开刑事检察工作会议,贯彻全国刑检工作会议精神。提出认真执行“两法”,把审查起诉任务全面承担起来。全省检察机关按照高检院、省院的要求,在执行《刑法》、《刑诉法》,开展审查起诉工作中,坚持依靠群众,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依法办案。审查案件时,坚持认真细致阅卷,全面审查,严格把关,坚持提审讯问被告人。坚持深入实地调查核实事实证据。坚持主动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交换意见。重大特大案件,坚持配合公安机关勘验现场,讯问被告人,参与预审活动,收集掌握全案证据事实。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做到及时审查提起公诉。贵阳市胡光书特大抢劫、杀人、盗枪案,震惊全市。贵阳市检察院派员配合市公安局共同侦查、预审,充分掌握犯罪事实和证据,市公安局于2月3日移送审查起诉,市检察院2月5日决定提起公诉,并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198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4677件6712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3793件5401人,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667件952人。1981年,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战略决策,以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重大现行刑事犯罪活动,尤其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爆炸和其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坚决予以严惩。按照中共贵州省委的部署,确定全省整顿社会治安,以贵阳市为重点,各地区以专、州所在地的市、县(区)和交通沿线、城镇为重点。除上述“六类”犯罪外,各地从实际出发,着重对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影响很坏的反革命分子;盗窃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分子;各种惯犯、首犯和主犯;贩卖毒品情节严重的分子;拐卖妇女情节严重的分子;聚众赌博、赌头赌棍;一贯侮辱妇女情节恶劣的分子;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分子;有意伤害他人身体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分子;以销赃为业的销赃犯;劳改脱逃、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分子;劳教人员逃跑重新犯罪情节严重的分子,坚决严厉打击。为了准确办案,提高办案质量,各地采取有效的作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安顺分院做到:一、认真全面审查案卷材料;二、案案提讯被告人;三、审查案件性质罪名是否恰当,犯罪动机、目的是否清楚,情节是否搞准,主犯从犯是否分清,有无漏罪漏犯;四、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全面对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五、重大特大案件,检察长亲自过问,指定专人办理;六、认真制作起诉书。使所办案件既快又准。 

  1981年7月,省院下到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办案的刑检干部陈俊平同志,在审查起诉赵建增持枪故意伤害7人,致残1人的重大案件中,发现被告人之父赵宝元(原贵州兴义军分区司令员、已离休),有包庇其子赵建增的犯罪,事实,立即向区院和省院党组报告。省院十分重视,专门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主管检察长孙庆霖认为,赵宝元系军队干部,地方检察机关管不了他,但可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报告反映赵宝元的犯罪事实,由管得了他的部门依法办理。并派法纪处办案人员进行调查。经查实,赵宝元包庇犯罪儿子的事实清楚,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省院党组决定,向高检院报告,并将报告抄送总政和军事检察院,引起了高检、总政的重视,责成昆明军区军事检察院查办,总政保卫部派员协查。昆明军区军事检察院在查实赵宝元包庇犯罪事实后,根据其悔罪态度,作了免诉处理。贵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彭朝元、吴学忠、吴鹤光等20余人的抢劫、盗窃、强奸团伙案,该团伙作案抢劫9次,盗窃、强奸、轮奸各2次,作案人数多,情节复杂,牵涉面广,影响面宽。市院刑二处集中办案力量,集中审查卷宗材料,分别调查核实证据,重点提审讯问,用8天时间就查清全案提起公诉。1981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339件11058人,依法审结5696件10006人,决定提起公诉5305件9053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799件1434人。1982年,省院根据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要求全省检察机关一手抓整顿社会治安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分子也要坚持从严从重惩处。尤其要对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犯罪活动,以及参与、包庇或者纵容这些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坚决打击。在办案中,坚持办案制度,办案程序;坚持“两个基本”,即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充分;坚持好经验,及时提起公诉,体现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的精神。 

  1982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5978件9040人,决定提起公诉4731件7423人,对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671件1162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全省检察机关注意打击重点对象,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别大的重大特大案犯坚决打击。全省起诉重大案件2008件3336人,特大案件82件169人。1982年12月,省院参加“两案”审理人员,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贵州的案犯孙昌德、徐英年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1982年12月15日至2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孙昌德、徐英年依法进行公开审判,判处被告人孙昌德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被告人徐英年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1983年5月,省院召开全省刑检工作座谈会,讨论部署以提高办案质量为中心,实行打防结合,立足于办案,着眼于综合治理,扩大办案效果,全面开创刑检工作新局面的工作任务。按照会议精神,全省检察机关认真开展审查起诉工作,到7月底,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3752人。8月,中央政法工作紧急会议和全省政法工作紧急会议后,省院召开了各分、州、市、县(区)检察长会议,提出贯彻执行中央和全省政法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的具体意见。全省检察机关在贯彻政法工作紧急会议中,具体作法是:①对可能判处重刑的重大案件和顶风作案的现行案件,坚持提前介入,及时派员出勘现场,参与公安机关的预审活动,案件汇报讨论会,对不清楚的问题,及时提出,请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共同补查,掌握案情,核实证据,把工作做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之前。②坚持“两个基本”,做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不纠缠细微末节,贻误战机。.③把好审查关。一是把好事实证揖是否清楚确凿可靠关;二是把好罪犯有无遗漏罪行关;三是把好案件定性是否准确关;四是把好罪与非罪界限关,保证案件及时正确处理。贵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徐大林持械连续杀死4人的特大案件时,组织力量提前介入,分兵三路调查,一路到发案现场和所在单位,复勘现场,核对被告人的犯罪起因;一路到贵阳火车站查证被告人向公安人员开枪拒捕的证言;一路审讯被告人,查清犯罪目的、动机,对被告人供认的事实、情节和辩解理由,进行核对。把大量工作做在侦查预审阶段,当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只用23个小时就提起公诉。安顺分院在8月到12月集中统一行动中,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并已通过联合办公会议决定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经过认真审查把关,查明有5人实际年龄不足18周岁,提起公诉后,法院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避免了错杀。另在不满18周岁的拟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中,查明有3人已满18周岁,提起公诉后,法院判处了死刑。桐梓县院配合公安、法院,在11月初召开宽严大会,公开宣判了一批罪犯,震动很大。县看守所关押的人犯中,主动交待隐瞒罪行和检举他人犯罪事实的有28人,检举揭发犯罪线索40余起,挖出团伙12个,成员60余人。 

  1983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2596件22379人,决定提起公诉11129件18590人,其中有8月以后集中统一行动打击的14838人,是当年前几个月起诉人数的4倍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848件1409人。从重从快打击了重大特大案犯,起诉重大案件3989件7049人,起诉特大案件225件609人。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还组织力量,着重查办团伙犯罪的首犯、主犯,尤其是对成群结伙、聚众斗殴、调戏、侮辱妇女,严重破坏公共秩序、民愤极大的流氓团伙、流氓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骨千分子进行查处。共起诉重大特大团伙案件343件,打击其中的首犯、主犯555人。流氓团伙首犯尹少华,主犯穆文华、吕健鸣,1982年以来先后与王贤聪、龙立森、刘丹等18人纠集一起,长期以跳舞为由,采取威胁、引诱、留宿、谈恋爱、传授犯罪方法等手段,奸淫、玩弄青年妇女50余人,社会影响极坏,群众十分不满。1983年10月11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19名被告人以流氓罪提起公诉。1983年12月22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尹少华、吕健鸣、王贤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穆文华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被告人按罪行轻重分别判刑。1984年,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中共中央(1984)1号、5号文件精神以及我省社会治安形势,继续贯彻“严打”方针,坚决打击现行刑事犯罪活动,整顿社会治安。在5月省院召开分、州、市院检察长会议上提出,打击刑事犯罪方面,一要抓好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七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二要抓好在押人犯的消化处理,为第一战役第三仗作好准备;三要抓好第一战役第三仗的审查起诉工作,把“严打”斗争引向深入。各地按照会议意见,第一,进一步组织广大干警学习中共中央(1984)1号、5号文件,充分认识当前全省社会治安形势,在思想上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在行动上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一仗一仗地打下去。第二,坚持有声有势有威力的集中打击,组织规模不等的统一行动。对当地比较突出的犯罪进行集中打击,选择适当时期和重大案件,分批召开宣判大会,保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声威,震慑犯罪。第三,坚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发挥政策威力,该从重的从重,该从轻的从轻。第四,坚决保护“两户”的合法权益,对侵犯“两户”合法权益的案件坚持优先办理:第五,坚持结合办案,深挖犯罪,防错防漏,扩大办案效果。 

  1984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1759件22027人,决定提起公诉10886件18167人,比1983年提起公诉的11129件18590人,分别下降2.2%和2.3%。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35件2666人。1984年。仍组织精干力量,从重从快打击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强奸、制毒贩毒、流氓、拐卖妇女儿童、重大盗窃等“七类”犯罪和重大特大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共起诉“七类”案件4528件9411人,起诉重大、特大案件2191件4948人。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保护农村经济发展中,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对侵犯“两户”利益,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的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对错误处理“两户”的案件进行了纠正。7月,绥阳县发生一起破坏承包西瓜生产的案件。被告人吴高祥为泄私愤肆意毁坏他人承包种植的西瓜,引起一些围观群众一哄而上,造成20余亩西瓜植物毁坏殆尽。当地政法部门认识不足,没有对该案认真办理。省院按照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精神,商请省公安厅、省高级法院共同派员深入该县,会同县有关部门的同志,对照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对该案再次研究,统一了认识,对吴提起公诉,惩罚了犯罪分子。镇远县农民冯延坤,1982年受县粮油议价公司委托,从湖南为该公司组运粮食11万斤,冯按合同规定,赚取差价款5000余元。公安机关以投机倒把罪将冯移送审查起诉,县检察院在审查中,将冯付给该公司经理之子的装车卸车费600元认定为向经理行贿,没收了全部盈利款和装车卸车费,以投机倒把罪作了免诉处理。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下达后,县检察院复查该案,认为定冯投机倒把罪是错误的,作出了纠正。据7千分、州、市院统计,纠正过去办错的这类案件11件,还撤销了一批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下达前准备起诉的案件,保证了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精神的正确贯彻执行和农民的合法权益。1985年8月12日至15日,省院在分、州、市院检察长会议上,总结上半年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工作,布置第四季度的任务,明确8月、9月要打好第二战役第三仗,把第三仗作为当前最大的一仗来打,大张旗鼓地公开处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震慑犯罪教育群众。打击重点是“七类”犯罪和社会上发案突出的制作、传播淫秽物品;制造贩卖假药、毒品、有毒食品的犯罪分子。打击的重点地区仍然是城市,特别是贵阳市、遵义市和地、州所在地,以及工矿区、交通沿线,问题较多的农村场镇等。在工作中,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办案程序和办案制度;坚持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指导,保证严打工作顺利开展。省院和分、州、市院派出干部432人次,深入基层工作5303天,帮助办案,面对面的进行指导。第四季度,全体干警坚持苦干、实干,大战90天,到年底,全省检察机关起诉案件的审结率达到95%。 

  198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6863件10668人,决定提起公诉6049件8906人,从快起诉“七类”案件2640件3868人,起诉重特大案件1482件2324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703件1287人。1985年,全省检察机关对“严打”以来犯罪活动猖獗,没有查处一起刑事案件,确有犯罪存在的死角死面,高度重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向党委汇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第二战役第三仗中认真解决。桐梓县石关乡7个村,1984年以来连续发生12起盗窃、杀人、诈骗案,但在“严打”中,该乡没有批摘、起诉一个犯罪分子,发案上升,群众不满,社会治安处于非正常状态。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县检察院配合公安深入发案地认真调查核实,对12起案件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全部作了起诉处理。经过3年时间,2个战役的“严打”斗争,全省刑事犯罪率明显下降。1985年起诉的案件数与1984年和1983年相比,分别下降49%和48%。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加。 

  1986年,根据中央“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指导思想和全国、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在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的指示。3月8日,省院召开全省刑检工作会议,针对第一季度重大、特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盗窃犯罪突出的情况,全面分析社会治安形势,研究打击措施,部署1986年工作任务。7月9日至11日,省院召开全省刑事检察工作会议,进一步分析全省社会治安形势。提出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一是有明显好转;二是面临新问题不少;三是具备进一步稳定好转的条件。针对盗窃犯罪突出,爆炸大案大幅度上升,杀人、伤害案件不断发生,抢劫、流氓犯罪重新抬头,强奸案发案多的特点,布置在党委领导下打好第三战役的战斗任务。1986年,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抓紧清理积案,积极办结新案。1986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581件15815人,决定提起公诉8018件12622人。其中从快起诉重大案犯1829人,特大案犯92人,犯罪集团成员459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026件1980人。省院刑检处对人民法院当年审判的9536人进行了分析,其中判决有罪的9494人,有罪判决达到99.6%,判决无罪的有42人,无罪判决率是0.4%,引起了各地的重视。1987年1月3日,省院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传达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指示精神。3月8日,省院召开全省检察工作座谈会,分析社会治安形势,明确提出刑事检察工作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指针,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战略思想,针对当地危害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同有关部门一道,开展“反盗窃、打流氓、压大案、抓逃犯”和查禁社会丑恶现象等专项斗争。6月25日,省院抽出34名干部,组成9个工作组,由两名副检察长和处室负责入带队,于7月初分别到各分、州、市、县院指导协助工作。8月4日至6日,省院召开分、州、市院检察长会议,贯彻中央政法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电话会议精神,研究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工作,要求正确处理打击刑事犯罪整顿社会治安与打击经济犯罪加强侦查工作的关系,用“两打”带动各项检察业务的全面开展。9月中旬,全省开展“打流窜、抓逃犯”的统一行动。在这次统一行动中,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思想重视,行动迅速,扎实工作,保证打击犯罪在起诉环节上不梗塞不拖延,从快起诉了一大批犯罪分子。 

  1987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1059件18810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9243件14974人。从快起诉重大案犯1832人,起诉特大案犯75人,起诉犯罪集团成员481人。同时,针对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有威力、有声势的专项斗争,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一是针对近两年盗窃犯罪持续上升,在刑事发案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盗窃”专项斗争,及时起诉盗窃犯罪分子7148人,其中重大盗窃403人。二是针对各地流氓、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重新抬头,暗娼卖淫活动蔓延的问题,开展规模不等打击丑恶现象的专项斗争,全年对流氓、拐卖妇女儿童、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案犯共1202人提起公诉,其中重大特大案犯61人。三是针对1986年冬和1987年春,一些地区盗伐滥伐森林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及时对271名破坏森林的犯罪分子提起公诉,保证了林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各地从实际出发,开展打击偷盗生产性物资、查禁赌博、投毒、制作贩卖淫秽音像制品和非法出版物等小规模专项斗争,对企业的生产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起了良好的保护作用。全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931件1822人。1988年,各级检察机关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组织2300名干警紧密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针对当地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先后3次开展以“反盗窃、打流氓、抓逃犯、压大案”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斗争。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1920件21620人,审结12242件22236人,决定提起公诉9937件17308人。其中起诉杀人、放火、抢劫、强奸、重大盗窃,重大伤害等“,七类”案犯6597人,起诉重大案犯1786人,特大案犯41人,集团成员465人。起诉诈骗、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案犯1112人。1988年7月,省院向全省各级检察院下发《关于当前我省检察机关自身改革的工作安排》,要求尽快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制约制度,实行侦查、批捕、起诉分开,由三个业务部门分别行使职权,以提高办案质量。12月,全省检察长会议上,正式决定把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由一个业务部门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改为侦查预审、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分开,开展内部制约。各级检察机关开始正式受理审查起诉本院自侦部门侦查的案件,开展了内部制约工作。1988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本院自侦部门的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案犯247人,决定提起公诉116人。1989年,针对社会治安问题较多情况,全省检察机关按照高检院和省院1989年工作意见,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着重开展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第一季度,为保卫元旦、春节期间的安全和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全省检察机关及时组织力量,开展审查起诉工作,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2900名犯罪分子提起公诉。5月至7月,按照中央、省委政法领导小组部署,全省检察机关积极投入打击流窜犯罪的统一行动。省院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清理1987年以来批捕在逃和退查无结果人犯情况,并监督公安机关在统一行动中及时追捕,移送审查起诉,全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追捕归案的817人进行认真审查提起公诉。8月后,全省检察机关积极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邮电部联合召开的电话会议精神,投入打击盗窃、破坏邮电通信设备的犯罪活动。同时配合水利电力部门,及时打击破坏水利电力设施的犯罪活动。对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426名人犯提起公诉,保卫了国家邮电通信和水利电力设施的安全畅通。10月后,全省检察机关投入“扫黄”、除“六害”的专项治理。派员配合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贵阳、六盘水、安顺、遵义、黔东南、黔南等地、州、市所在地的公共场所、娱乐场所、旅馆、酒吧、食宿站、车站等进行清理整顿,对清查出来的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分子;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制造、贩运、销售毒品的犯罪分子;长期从事赌博活动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的犯罪分子等893人依法提起公诉。 

  1989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5001件28087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12137件21932人。其中起诉重大案犯1993人,特大案犯80人,集团成员529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072件2341人。1989年1月1日起,全省检察机关对本院自侦部门侦查的案件,全部实行了立案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三道工序,分别由本院侦查部门分开行使职权的工作制度。各地检察机关参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诉法》、》《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了审查起诉自侦案件的规定,做到办案有章可循。8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8月15日至10月31日),犯罪分子慑于《通告》的威力,全省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的1328人,经严格审查,对应追究刑事责任的68人提起公诉。对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447人作了免诉处理。对不构成犯罪的360人转有关部门建议按党纪政纪处理。对积存的459人继续审查。对提起公诉的罪犯,根据政策和法律的规定,需要从轻减轻处罚的,都建议人民法院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1989年,全省刑检起诉部门共受理自侦经济案件1955件2369人,提起公诉571件696人。同时还受理审查自侦“侵权”、渎职和重大责任事故等法纪案犯1050人,提起公诉466人。配合反贪部门和法纪检察部门有重点地打击了贪污、贿赂、玩忽职守、“侵权”、渎职等犯罪活动。1989年,遵义分院刑事检察起诉部门,认真实行内部制约制度,严格审查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重大案件科长带头办理。桐梓县供电所职员唐世焕,1987年至1988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现金13.7万余元一案。1989年3月,遵义分院刑检起诉部门严格审查后,向遵义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遵义地区中级法院判处被告人唐世焕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9年5月,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二审,判决唐世焕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死刑。 

  1990年,全省检察机关按照全国、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和《1990年全省检察工作计划要点》的要求,继续坚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5月5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集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电话会议。5月15日、16日,省委、省政府主持召开“严打”紧急工作会议,部署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统一行动。在这次“严打”斗争中,各级检察机关领导重视,行动迅速,措施得当,成绩显著。一是充分准备,精心组织。省、地、县(区)院都及时向全体干警传达学习会议精神,明确一名副检察长具体负责。二是加强领导,检查促督。省院派出20名干部组成调查监督小组,协助领导基层的“严打”工作。派员参加黔西南、贵阳、安顺等分、州、市院贯彻布置“严打”工作会议,了解工作安排。省院设立“严打”办公室,负责收集情况,加强信息反馈和指导工作。三是加强力量,集中精力审查案件、消化积案。全省除800余名刑检干部全部投入“严打”外,还抽调其他业务部门的400多名干部参加“严打”斗争。四是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五是服从党委领导,服从统一指挥,对斗争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主动请示报告。7月10日,省院会同省公安厅、省高级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向全省发出《关于敦促犯罪分子在限期内投案自首的通告》,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宣传、贯彻、落实《通告》精神,慑于《通告》威力,全省有400多名犯罪分子到政法部门投案自首。其中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有32名。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依照《通告》精神,兑现政策,正确处理。199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9704件37319人,决定提起公诉16219件29299人,其中起诉重大案犯2191人,特大案犯340人,集团成员595人,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451件3148人。在审查起诉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中,各级检察院遵照“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认真坚持个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严格把关,保证办案质量,准确打击犯罪。省院刑二处同省高级法院刑二庭于5月7日至11日,联合在黔西南州召开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研讨会。加深对使用证据、适用法律、量刑幅度等问题的理解,提高了办理这类案件的能力。10月,省院下发《关于检察机关自侦刑事案件侦查、批捕、起诉程序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办理自侦案件的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年,全省刑检起诉部门共审查起诉自侦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2688件3274人,决定提起公诉796件968人。同时还配合本院法纪检察部门打击“侵权”、渎职犯罪,共审查“侵权”、渎职和重大责任事故、玩忽职守等法纪案件855件1276人,提起公诉381件550人。 

  二、免予起诉

  1956年,中央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全省检察机关按照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改进和加强审查起诉工作,对构成犯罪但系初犯、偶犯的青少年,或罪行较轻,有悔改表现,有的罪该处刑,但有自首、检举揭发立功表现的从轻给予免予起诉处理。1956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9278人,经审查,对128名人犯作免予起诉处理。同时,经过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在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感召下纷纷投案自首,检察机关对公安移送起诉382名有历史罪恶,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经审查根据其坦白交待和立功表现情况,决定免予起诉294人,占受理数的77.8%,不诉68人。1957年,全省检察机关对构成犯罪但可以不交付审判处理的239名案犯决定免予起诉处理。1962年4月20日,省检察院下发《关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既贯彻从严的方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又要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少”的“三少”政策,执行宽严政策,对案犯区别对待,做到稳准狠打击犯罪。全省检察机关在以后几年继续贯彻上述方针和政策,对已构成犯罪,但罪行较轻,有悔改表现的,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都立足于挽救、教育,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1962年全省免诉案犯42人,1964年免诉15人。1965年“四清”运动以后,各级检察院贯彻中央“少捕、矛盾不上交”的精神,对本属免诉的对象,都交给群众去教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刑事检察工作中断。1978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重建后,逐步开展审查起诉工作。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时,对犯罪情节轻微和罪该追究刑事责任,但具有免除刑事处罚条件的案犯,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规定,作出免予起诉决定。 

  1980年1月1日,《刑法》、《刑诉法》实施。省院于1月、4月、7月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两法”。在工作中,实行区别对待,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教育、挽救、感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全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和免予起诉案件时,对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犯罪,具有《刑法》规定免除刑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作出免予起诉决定。7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犯,可以免予起诉和办理免予起诉案件的程序。1979年至1980年,全省共对348件500人作了免予起诉处理。1981年至1982年期间,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整顿社会治安的同时,注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被免子起诉的案犯,尤其是未成年人罪犯,着眼于挽救教育改造,把他们放在社会上,采取不同的帮教方式,改造成为新人。1981年至1982年,全省检察机关决定免予起诉1747人。对其中大多数免诉人员都与公安机关一道,协助其所在单位、街道、居委会、乡村、学校、厂矿等,建立帮教小组开展帮教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遵义地区检察机关,依靠各级党委,配合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对1980年“两法”施行以来免诉的372人中,有可能重新违法犯罪的156人,认真落实帮教措施。一是建立帮教小组或指定专人开展具体帮教,从组织上落实;二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清除重新违法犯罪的主观因素,消除社会上诱发犯罪的客观因素;三是妥善安置劳动就业,解决生活出路,消除后顾之忧,并从生活上关心,使他们感到社会、组织上的温暖,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四是正确运用法律威力,对免诉人员进行公开宣布免诉决定及理由,使其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也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通过这些工作,使大部分被免诉人员获得新生,有的还成了生产积极分子。 

  1982年,省院专案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贵州的案犯田子明作了全面审查。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决定对田子明免予起诉。1983年至1986年,全省检察机关“严打”期间,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指示,对青少年犯罪案件,全面贯彻打击惩罚、分化瓦解与教育挽救相结合的方针,防止和克服只重打击惩罚,忽视教育挽救的现象。从青少年的具体特点出发,全面分析犯罪的动机、目的、作案手段、后果,以及在团伙犯罪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作用,特别是对处理盗窃、?流氓、伤害等青少年多发性的犯罪案件,本着“打击少数,教育挽救多数”的原则处理。对青少年犯罪分子中,有些虽已构成犯罪,但后果不严重,本人又愿意悔改的偶犯、团伙作案中的从犯,为生活环境所迫而犯罪的,酌情予以免子起诉,在处理前做好认罪服法的教育和必要的善后工作,免予起诉后,主动商同有关部门建立对他们的帮教小组,落实具体的帮教措施,定期进行考核,促进他们向好方面转化。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聋哑人、盲人犯罪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超过限度的;预备犯罪的;中止犯罪的;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犯罪较轻自首的或者犯罪较重,而在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都酌情作出了免予起诉的处理。1983年至1986年,共决定免予起诉2260件5148人。同时认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是有重点地对部分免诉人员落实帮教措施,回访考查。据不完全统计,1983至1986年内,共对500名免诉人员落实了帮教措施,进行了帮教考察。二是配合普法教育,主动深入厂矿、乡村、学校、街道、机关等单位,运用普法教材和典型案例,积极进行法制宣传。三是在办案中发现治安问题较多的单位,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改进。四是结合办案,选择社会治安问题较多的单位,建立综合治理联系点,开展点上的治理工作。 

  1987年至1990年4年期间,全省检察机关认真依法行使免诉权,对于需要免诉的人犯,严格审查,正确给予免诉。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敦促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按照《通告》精神,凡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检举立功表现的,依照《刑法》第63条、第59条的规定,一律从宽处理。对其中犯罪较重,依法应受刑罚处罚和犯罪较轻,依法应判处轻刑的,按《通告》精神和《刑法》规定,可以免除处罚的447名犯罪人员,决定免予起诉。1990年上半年,免诉各类自侦经济案件的人数比1989年上半年上升3.1倍。针对免诉把关不严,失之过宽问题。9月20日,省院下发《关于加强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免诉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加强对审查经济犯罪案件的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把过高的免诉率降下来,认真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正确行使免诉权;坚持依法办案,对构成犯罪,不具备法定免诉条件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轻易免诉;对有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提起公诉,交法庭审判效果更好的,都要提起公诉;对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违纪行为,决不能作免诉处理;下级检察院决定免予起诉的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要按规定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上级检察院在备案审查中发现免诉不当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上级检察院要加强业务指导,保证免诉工作的正常开展。全省检察机关按《通知》规定,加强了免诉案件的审查工作,使免诉率有所下降。1987年至1990年4年中,全省检察机关决定免予起诉2461件5598人。通过免诉工作,挽救了一批犯罪人员,分化瓦解了一些牙巳罪团伙,有利于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  正义网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政协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多彩贵州网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版权所有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观山东路2号 邮编:550081 | 技术支持:正义网 京ICP备10217144-1号 | 网站访问量 Visitor Counter